未来的独立诊断？

从公众号“刺鸟栖息地”在 2019 年第一次翻译 Dr. Robert Lusson 于 2016 年发表在 Huffington Post 的短文后，中文世界大量地引用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的文字。

到了 2026 年，Lusson 出版了一本新书，A Primer for Political Depression。它是一本很薄、但问题意识相当直接的小书。他试图为“政治性抑郁/政治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 PD）提出一个入门性的定义和诊断框架。在他的理解中，政治性抑郁是一种持续性状态，它会在急性政治时刻加剧，但其存在并不依赖于当日的政治风向。换句话说，它不是新闻周期里的短暂情绪反应，而是一种更深、更持久的心理健康状态。

Lusson 希望读者考虑：政治性抑郁是否可能作为一种独立诊断，被纳入 DSM 的抑郁障碍部分？它是否具有足够独特的标准，能够从一般抑郁障碍、重度抑郁、哀伤反应或其他精神障碍中区分出来？这本书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一个初步框架。

Lusson 给出的关键定义是：政治性抑郁的症状必须能够直接归因于个体所感知到的特定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或政治环境。这里重要的不是政治判断在客观上是否“正确”，而是政治现实如何被个体经验为压倒性的、无望的、道德上不可承受的，并由此进入情绪、身体、家庭关系和临床会谈。

可能的诊断标准

他列出的可能诊断标准包括：至少两周内，几乎每天、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出现至少七项症状：

• 抑郁心境，例如悲伤、空虚、无助或无望；
• 快感缺失，对过去享受的活动失去兴趣或愉悦感；
• 孤立感；
• 担忧、过度警觉或过度觉察；
• 因目睹或参与违反自身道德/伦理准则的行为而产生的道德痛苦；
• 对社会未来反复思虑、灾难化想象，或感到社会崩塌即将来临；
• 明显体重变化或食欲变化；
• 失眠或嗜睡；
• 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
• 疲劳或精力丧失；
• 无价值感或过度内疚；
• 难以集中注意力或作决定；
• 反复出现死亡念头或自杀意念。

同时，他也强调排除标准：症状不能由药物、物质使用（药物滥用）或躯体疾病引起。症状也不能通过其他的精神障碍（如双相障碍）得到更好的解释。

作者并不是主张把所有与政治有关的痛苦都叫作政治性抑郁，而是希望讨论：是否存在一种以政治事件、制度和环境为核心病因的抑郁性状态。这也是他区分政治性抑郁与一般抑郁障碍、重度抑郁的理由。任何抑郁障碍都可能带有政治面向，但政治面向未必是主要成分；而在政治性抑郁中，政治感知本身必须处在痛苦经验的中心。Lusson 认为，这种区分有临床意义：如果治疗师把政治性抑郁误认为一般抑郁，就可能错过患者真正痛苦的来源；如果误诊导致不合适的治疗，也可能浪费临床时间、固化无望感，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他还借由误诊双相障碍为重度抑郁的例子提醒读者：诊断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治疗路径和患者安全。

诊室里的那个时刻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来自作者自己的诊室经验。起初，Lusson 和许多治疗师一样，并不确定政治是否应该进入治疗室。当患者谈起政治时，他有时会试图把话题拉回“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甚至曾经说过“这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直到有一天，一位患者愤怒地冲出诊室，边走边喊道：“你他妈的是谁，凭什么告诉我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崩塌了，而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该死的哀悼。”

这个场景让 Lusson 意识到，他不能再把政治和抑郁切开处理。对那位患者来说，政治不是外部话题，而是丧失、哀悼、无望和身份崩塌的核心来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性抑郁不是“谈政治”，而是政治现实已经成为一个人的心理现实。

对华语读者的启发

对华语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政治痛苦的入口，也提供了中美两国不同语境下的比较。在美国案例中，来访者更强调程序正义、体面、公共尊严、生活方式。Lusson 一开始接触的更多的是较为年长的人群，他们相信的那套围绕善意和尊严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在中国章节中，他则把政治性抑郁同政治压迫、审查、不确定以及“渴望但从未真正经验过”的自由联系起来。

总之，这本书非常短，在亚马逊上有售，价格也不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买来看一看。里面关于来访者的一些描述，和在中国听见的政治抑郁的声音，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Lusson 在里面引用了一个来访者的话，原文是这样的：

“I'm in mourning for the loss of my democracy.” Patient HK
“我在为我民主的失去而哀悼。” 患者 HK

这里的 HK 很难不让我想起我们熟悉的那个 HK。也算是一种巧合了。

值得进一步展开的地方

这本书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线的临床视角。目前关于“政治性抑郁”的讨论中，来自临床现场的一手材料仍然非常少。虽然近年来有不少中国心理咨询师、大众心理科普公众号，甚至一些公共写作者开始使用类似概念，讨论时代焦虑、无力感、政治创伤、社会性抑郁等问题，但这些文章往往同质性很高，容易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比如把它理解为“对社会失望”“对政治无力”“信息过载后的情绪耗竭”，却很少真正进入具体的咨询室、具体的关系、具体的症状组织方式，以及当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承受这种困扰。还有一些文章则非常笨拙、武断地去否认“政治抑郁”的临床意义，认为它只是一种流行语，或者认为它在制造焦虑。

但这本书仍需要批判性阅读。它的诊断框架还很初步，中国部分也更像观察和邀请，而不是充分展开的研究。

相比于将它纳入 DSM 的抑郁障碍分类，我更加倾向于将它纳入文化困扰概念/文化痛苦概念（cultural concept of distress），至少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后者更加合适。如果过早把它心理化、医疗化，固然可能获得某种诊断上的可见性，但也可能在实际应用中走向窄化：把结构性困境重新翻译成个体症状，把政治经验压缩成治疗对象，把本来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痛苦变成需要被管理、被缓解、被适应的情绪问题。

我也觉得，相当一部分临床工作者并不一定具备面对这类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便有了“政治性抑郁”这样的诊断名称，也不意味着治疗者就能真正处理好当事人的困扰。政治性抑郁要求临床工作者不仅有基本的抑郁识别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社会理解、政治敏感性、文化谦逊，以及承受复杂叙事的能力。

更不用说，在中国，不管是高校、工作场所还是医院里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本身就并不鼓励他们充分承接这类政治性痛苦。很多时候，咨询师并不是一个只对来访者负责的专业主体，而是被嵌入学校、单位、医院、社区治理或风险防控体系之中。政治忠诚度、对上级负责、维护机构稳定、避免舆情和危机，往往比对来访者经验的开放性理解更被强调。在这样的情境下，咨询室很难被简单想象成一个完全安全、完全中立、完全保密的空间。因此，在中国语境中讨论政治性抑郁，不能只讨论诊断名称是否成立，也必须讨论谁有能力、谁有权限、谁有安全条件去承接这种痛苦。否则，一个看似进步的新概念，进入现有机构后，反而可能被吸纳进风险治理和情绪管理的逻辑之中。它不一定会帮助当事人说出政治性痛苦，反而可能成为另一种把政治痛苦去政治化、个体化、可控化的工具。

DSM 式诊断的优势在于清晰、可识别、可沟通，但它也容易制造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我们列出症状、排除其他诊断、确认病程，就已经理解了这种痛苦。可是政治性抑郁真正困难的地方，正在于它同时是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和道德的。用文化痛苦的框架来理解它，能够让我们暂时不急着把它固定成一个疾病标签，而是先追问：人们如何命名这种痛苦？他们在哪里表达、在哪里沉默？哪些表达方式被允许，哪些被迫转入隐喻、玩笑、身体症状或私人谈话？

实际上，Lusson 本人也承认：本入门读本的使命，是为一种被称为政治性抑郁的心理健康状态，呈现其作为独立诊断之可能性的标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结论。这里的“另一些人”就包括中国人。我想，政治抑郁这个词语已经被大家用了有好几年了，而让我们政治抑郁的事情也不断在发生，今天我们再谈论这个话题，一定不应该只止步于翻译英语世界的知识。

因此，我会把这本书看作一个有价值的开端，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提出：政治现实可以成为抑郁性痛苦的核心来源，临床工作不能简单把政治排除在心理健康之外。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在一个有着诗歌传统的地方，在我们都熟悉屈原、鲁迅、阮籍这些故事的地方，政治现实会让人痛苦，这本该是一个常识。然而在一个治疗文化兴起的年代，我们却似乎需要不断地去论证这件事情。

书籍与作者信息

Dr. Robert Lu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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